工业化模式：泉州、温州、苏州的比较研究
发布时间：2004-08-20
内容提要：工业生产能力直接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工业化是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地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温州、苏州把握先机，从发展农村工业起步，进而推动整个区域工业化，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且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工业化范式。分析研究这些地区工业化启动、演进和转换升级的模式，有助于探索大国中一个地区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地区竞争力的路径和规律。
关键词：工业化模式 产业竞争力 发动主体 资本形成 技术选择
工业生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体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从历史上看，工业化一直是发展的中心内容，” 是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地区竞争力的主要动力。工业生产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力能否持续提高、经济竞争力能否持续增强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温州、苏州把握先机，从发展农村工业起步，较早依靠市场经济走上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推动区域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成为我国率先产值超千亿、产业竞争力较强、地区经济竞争力持续提高的少数几个地区，形成中国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且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工业化典型范式。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也是地区产业竞争力和整体经济竞争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分析研究这些地区工业化启动、演进和升级的模式，有助于探索大国中地区工业化成长模式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力之间的互动规律。
一、发动主体比较。泉州、温州两市工业化主体主要以私人为主导，属市场主导型工业化。苏州市工业化是在社区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产生和发展，属于以社区政府为主导的政府主导型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前，泉州、温州两市国家投资少，国有工业十分薄弱，乡村工业几乎空白，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乡镇、村级集体积累很少，政府对发动工业化心有余而力不足，民间闲散资金成为发动工业化的主体，表现为工业化初期大量农村家庭工业的出现。泉州、温州两市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大多数乡村都同时把集体的耕牛、仓库、山地及少数集体积累，或承包给个人或分散到各户，引致农村家庭工业和私营企业发展。但在工业化进程中，泉州、温州由于不同的区位和人文环境也走上不同的道路。泉州市拥有700多万的泉州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及900多万泉州籍台湾同胞，又临近港澳，一些泉州籍港澳同胞及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华侨先后回乡投资，创办三资企业，走上一条家庭工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共同推进工业化道路；温州市则主要通过私营企业自身发展推动工业化。而苏州市改革开放初期便拥有相当雄厚的城市国有工业和一定基础的乡村工业与集体资产，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没有分散集体资产，乡村政府创办作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部分的乡村工业便自然充当农村工业化的马前卒，社区政府是大多数乡镇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经营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 成为发动工业化的主体。而且，当时苏南（包括苏州）群众集体经济意识很强，“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的选择上，（许多群众）仍然倾向于自己从中得到很多实惠并对社区和国家做出很大贡献的乡镇集体经济”；“从1978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城乡集体经济一直是苏南工业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基础。” 到2001年底，泉州、温州两市非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超过90%，非公有制企业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主体。
关键词：工业化模式 产业竞争力 发动主体 资本形成 技术选择
工业生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体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从历史上看，工业化一直是发展的中心内容，” 是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地区竞争力的主要动力。工业生产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力能否持续提高、经济竞争力能否持续增强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温州、苏州把握先机，从发展农村工业起步，较早依靠市场经济走上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推动区域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成为我国率先产值超千亿、产业竞争力较强、地区经济竞争力持续提高的少数几个地区，形成中国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且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工业化典型范式。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也是地区产业竞争力和整体经济竞争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分析研究这些地区工业化启动、演进和升级的模式，有助于探索大国中地区工业化成长模式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力之间的互动规律。
一、发动主体比较。泉州、温州两市工业化主体主要以私人为主导，属市场主导型工业化。苏州市工业化是在社区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产生和发展，属于以社区政府为主导的政府主导型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前，泉州、温州两市国家投资少，国有工业十分薄弱，乡村工业几乎空白，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乡镇、村级集体积累很少，政府对发动工业化心有余而力不足，民间闲散资金成为发动工业化的主体，表现为工业化初期大量农村家庭工业的出现。泉州、温州两市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大多数乡村都同时把集体的耕牛、仓库、山地及少数集体积累，或承包给个人或分散到各户，引致农村家庭工业和私营企业发展。但在工业化进程中，泉州、温州由于不同的区位和人文环境也走上不同的道路。泉州市拥有700多万的泉州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及900多万泉州籍台湾同胞，又临近港澳，一些泉州籍港澳同胞及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华侨先后回乡投资，创办三资企业，走上一条家庭工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共同推进工业化道路；温州市则主要通过私营企业自身发展推动工业化。而苏州市改革开放初期便拥有相当雄厚的城市国有工业和一定基础的乡村工业与集体资产，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没有分散集体资产，乡村政府创办作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部分的乡村工业便自然充当农村工业化的马前卒，社区政府是大多数乡镇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经营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 成为发动工业化的主体。而且，当时苏南（包括苏州）群众集体经济意识很强，“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的选择上，（许多群众）仍然倾向于自己从中得到很多实惠并对社区和国家做出很大贡献的乡镇集体经济”；“从1978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城乡集体经济一直是苏南工业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基础。” 到2001年底，泉州、温州两市非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超过90%，非公有制企业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主体。
